篡改历史是可耻的!揭秘真实的玄武门之变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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篡改历史是可耻的!揭秘真实的玄武门之变事件

李世民和李建成对皇帝争夺最高权益的事情是必然发作的,但究竟谁胜谁败,像玄武门之变的结局那样,就不能供认有很大的偶然成分

历史上真实的李渊并非通行历史读本中所说是什么“昏庸无能”,“连做个守成的中等君主也是不成的”人物,当武德初年刘文静和李世民相邀结,与李渊的第一号心腹裴寂闹对立时,李渊就坚决除掉刘文静,以维护其威严。

但自己的儿子看来究竟比外人可靠,因此仍旧因循传统习气,让李世民担负运营山东的重担,同时叫元吉当李世民的助手,这也几包含着牵制李世民的意味 无法李世民的雄心决非杀个刘文静就能抑止,区区元吉更不在话下,悍然把本来应该归公的平定山东胜利果实占为己有,不只把收得的精兵良将作为秦府的私甲,把山东的文士谋臣作为自己的智囊顾问,而且凭“于管内得专处分”的特权,和李渊的诏敕相对立

这就使李渊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对裴寂等心腹说:“此儿典兵既久,在外专制,为读书汉所教,非复我昔日子也。
”“自是于太宗恩礼渐薄”,“建成、元吉转蒙恩宠”。
建成、元吉也决非如历史读本中所诟骂是什么“纨绔无赖子”、“凶险”之徒,《旧唐书》所说“建成残忍,岂主鬯之才,元吉凶狂,有覆巢之迹,若非太宗逆取顺守,积德累功,何致使三百年之延洪,二十帝之纂嗣?或坚持小节,必亏大猷,欲比秦二世、隋炀帝,亦不及矣”似乎由建成、元吉来做皇帝,唐政权就会马上垮台,连秦二世、隋炀帝的结局都不如,也无非是受了《实录》、《国史》对建成、元吉所加诬害之词的影响

但是窜改历史总是件心劳力拙的蠢事,今天认真研读文献,仍不难看出建成、元吉对唐皇室的积极作用李渊太原起兵后不时让建成、世民共同充任统帅,直到正式称帝为止,其间建成、世民都完成了任务,并无显著的上下优劣之分,元吉年龄小,以偏师留守太原,武德二年(619)并州被刘武周攻陷时他只需十七岁,失败的义务恐怕应该由辅佐他的窦诞、宇文歆等多承担一些。
而且李世民也并非常胜将军,武德元年七月他所统率的主力就在泾州被薛举打得大败亏输 以后打王世充、打窦建德、打刘黑闼在李世民指挥下确实取得胜利,但元吉也参与指挥。


如李世民和窦建德决战时“留元吉与屈突通围王世充于东都,世充收兵拒战,元吉设伏击破之,斩首八百级,生擒其大将乐仁昉、甲士千馀人”,这样才使李世民无后顾之忧,此时元吉才十九岁,在封建统治阶级中不能不说是早熟的军事人才至于政事上,建成当了太子后“高祖忧其不娴政术,每令习政事,自非军国大事,悉委决之”,也就是让他学习掌管日常工作,史书上也找不到他此时在政事上弄得如何糟的话,相反在这方面他最少在阅历上要比李世民丰厚得多, 李世民以平定山东而威权日盛,当然使身为太子的建成感受压榨,元吉也有自己的打算,不甘屈居李世民之下于是分离起来共同对付李世民。


关于武德九年六月四日玄武门之变,陈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的中篇里已有所阐述,这里只谈一点和陈先生稍有出入的见地,即这次军事政变对李世民方面来说实属“孤注一掷”。

当时李渊之支持建成、元吉,李世民是很分明的(这也是政变胜利后急于要叫李渊退居太上皇的缘由之一)。
六月四日公断,以剪除过李世民羽翼刘文静的裴寂为首席大臣,其结果之不利于李世民也是能够估计的

即便公断后维持现状,不对李世民作什么大处分,元吉之攫取秦府精锐也是势在必行的,李世民眼看就要成为没有几实力的空头皇子。
再就双方当时的军事力气来看,这时东宫、齐府的兵力合起来已远较李世民在京城里所能控制的来得强大,假如不是在东宫、齐府兵到来前已将建成、元吉袭杀,出示建成、元吉首级使东宫、齐府兵瓦解,李世民一方肯定要失败。


这种兵力的不敌,老于行阵的李世民等人岂能不知。
所以玄武门之变实是李世民等人处在极端不利的窘境中的冒险行动,其成败与否全在能否出乎意料地把前来听候公断的建成、元吉袭杀。
这当然没有非常把握,使见过大世面的李世民都弄得极为慌张,要占卜一下吉凶。



历史就是这样。

就当时的历史条件来说,太子和诸皇子以致对皇帝抢夺最高权利的事情是必然发作的,但终究谁胜谁败,像玄武门之变的结局那样,就不能承认有很大的偶尔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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