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仪在“9.18”前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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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9月的盛京气象沈阳,是溥仪的祖先当年曾经驻留的“帝京”。不过1931年9月的沈阳气象已经完全不同。“按照现在的说法,张氏政权搞了不少开发区。”市民交通以追逐新潮为乐,当时有轨电车在沈阳已常见,而小汽车数量不输于北京。“从某种程度来说,正是沈阳的发展,导致了日本更大的贪婪。”9月16日的沈阳报纸上,“奉天肇新陶瓷公司”的广告占据了一席之地。作为陶瓷专家的他设立奉天肇新陶瓷公司,首创中国机械制瓷,将日本的“大华”等工厂击垮。他被日本人告到法庭上,在法庭上,他的著名演说是“泣血告同胞书”。9月16日的东北,还在忍受着日本军队的频繁演习。“长春日军示威演习,城郊又遭蹂躏”。
1931年9月的盛京气象沈阳,是溥仪的祖先当年曾经驻留的“帝京”。不过1931年9月的沈阳气象已经完全不同。沈阳是当时东北地区最大的都市,人口70万,城市规模、功能与北京、上海、天津相比还略逊一筹,但已是中国当时的第四大城市,气象繁华,各国人流熙来攘往。“原因就是国际化程度高,说句实话,比起现在的沈阳都要更国际化:当时领事馆有16家,侨民有30余万。火车直接通往国外。”辽宁社科院专门研究30年代东北历史的研究员张志强介绍。当然,所谓国际化,并不仅仅是硬件,更多的是市民心态。9月16日《盛京时报》的一条花边新闻评论了“近来沈阳青年男女受欧风西化之影响,皆醉心男女欢合事,尤以学校男女学生为最多。每年临时快乐的父母,用敏捷毒辣的手段,导致婴孩死亡,其数目不可计算。”这条新闻的标题是大字的“弃子”。沈阳正为它的国家化欢喜而烦恼着。与东北其他城市相似,沈阳奉行的是二元政治体制:日本人在日俄战争后,以满铁附属地为名,管辖着自己占领的区域;张氏政权在另外的区域忙于建设:从交通、城市规划、商业、教育等方面野心勃勃地制造一个繁华的都会。也许就是双方的竞争之心,才造成了沈阳飞速的发展。“按照现在的说法,张氏政权搞了不少开发区。”张志强说。张作霖和张学良长年聘请意大利和比利时的市政规划人员和建筑师在沈阳破土动工,先后建设了大东新市区、惠工工业区等。“里面的建筑群落全是欧洲风格的,你看老沈阳北站,高穹薄壳,现在也不落伍。”车站外是笔直辐射出去的大道,旁边是高大的树木。完全欧化的新区域使得人们在目睹当时的沈阳照片时仍不习惯。当时沈阳工商业均具备国际化特征,除了为数众多的日韩企业外,英、美、法、德均在此地开设有银行和企业。国内也有江浙帮、闽粤派、直隶帮等各种商业团伙在此地竞争。沈阳当时也是东北铁路枢纽,五条铁路通向朝鲜、苏联、北京、阜新和大连。市民交通以追逐新潮为乐,当时有轨电车在沈阳已常见,而小汽车数量不输于北京。关于坐火车到城外域外旅行的广告,也开始出现在这时间的沈阳报纸上。说到工业,“沈阳的近代城市工业体系可不是日本人造起来的,这种观念一定要纠正。”张志强说。上世纪20年代是沈阳重工业的形成期,当时日本在自己完全控制的大连搞“大大连主义”,张氏政权因而在沈阳大力发展重工业:3万多人的东三省兵工厂占地1000亩;服务全中国的无线电通讯业直通欧美;全中国的第一个造币厂、第一台载重汽车都出现在这里。大量的民族资本家也在此地发展。“从某种程度来说,正是沈阳的发展,导致了日本更大的贪婪。”沈阳作家马秋芬说,因为“九一八”之后,这些企业无一例外地落到了日本人手中。9月16日的沈阳报纸上,“奉天肇新陶瓷公司”的广告占据了一席之地。这是肇新陶瓷常做的广告,它生产的砖瓦和陶瓷是当时东北一带的名牌产品。所有者杜重远是沈阳一直在鼓吹反对日货的民族资本家。作为陶瓷专家的他设立奉天肇新陶瓷公司,首创中国机械制瓷,将日本的“大华”等工厂击垮。他被日本人告到法庭上,在法庭上,他的著名演说是“泣血告同胞书”。9月16日的东北,还在忍受着日本军队的频繁演习。“长春日军示威演习,城郊又遭蹂躏”。《北平晨报》报道当日的日军演习用了这样的标题。“东北各地日军,不时演习野操,驻长春之日军第三旅团第四联队,与独立守备队,分为二组,此前未通知我地方当局,竟演习攻防长春战。划城西北散步关,五里堡,新立屯,及城西南之黄瓜沟,田家油坊,城后堡等地为战场。溥仪的家事与国事9月16日的《北平晨报》登出这样一则新闻:《溥仪家庭风波可望和平了结》。文章说,当天午后2时,双方律师约见,“淑妃(文绣)大势已趋脱离一层”,“承谕:事已至此,只可照脱离协商条件。”家庭危机好像并没有影响在天津静园内的溥仪的日常生活。这一天,除了照例召见了郑孝胥、胡嗣瑗、陈宝琛这些前清的遗老遗少外,溥仪与一个侍从打了两场网球——溥仪喜欢高尔夫和网球,寄居天津还在静园修建了一个小型高尔夫和网球场,两者当中又尤其热衷网球,“凡有网球名手来天津比赛,他总要前往一观”,溥仪的二妹、三妹以及他的几个随侍都是他的球伴,今天虽然两局分别以4∶6和5∶7输掉了。但“在这一点上他还算民主,绝不像慈禧那样输棋也要杀人”,自1979年便开始研究溥仪的吉林社科院研究员王庆祥说。就在一天前,溥仪与文绣各自的代表终于就离婚赡养费达成一致。最初要求15万的文绣做了很大让步,接受了5.5万这个数目,只要求一次交付现金,并在短时间内办理手续。文绣是在8月25日向溥仪提出离婚的,当天下午,她借口外出看戏散心,得到“恩准”后,文绣、文珊并一贴身太监,乘坐溥仪汽车驰出静园大门,直奔国民饭店,与早已等待在此的三位律师协商起诉离婚之事。当晚的静园上下乱成一团,而在文绣逃出静园的第二天——1931年8月26日,这条新闻便不胫而走,“前清废帝家庭之变”的消息占据了当时天津各报的显要版面。与文绣素来不睦的婉容此时坚定地陪伴在溥仪身边,不仅如此,两人还积极为席卷大半个中国的水灾赈灾——溥仪捐赠了一栋楼房,婉容则捐出自己的珍珠项链和大洋,这成为轰动一时的事件,京、津、沪的报纸上都刊登了“皇后”的玉照和那串珍珠,其中《大公报》以“溥浩然(溥仪)夫人捐珍珠赈灾”为题做了专题报道。于是在1931年的夏天,溥仪因“离婚”和“赈灾”而两度成为媒体主角。在水灾已经成为这两个月中国的公共事件的时候,几乎所有的捐献者都能够在报纸上得到彰显——9月16日,北平花市大街的张姓医师决定从当日起捐献所有诊金的新闻也上了报纸,和当时“皇帝”的捐献新闻并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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