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股民生涯:血亏,好比梦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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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蒋介石股民生涯:血亏,好比梦一场

原标题:蒋介石股民生涯:血亏,好比梦一场

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开始营业后,半年内即盈利50余万元。于是,各业“如发狂热”,纷纷效法,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面粉交易所、杂粮、油饼业交易所、华商棉业交易所等陆续成立。《申报》调查报告称:“本年(1920年——笔者)秋后,交易所鼎盛一时,风起云涌,各业以有交易所为荣耀。”至1921年10月,上海已有交易所140余家,额定资本达1.8亿元。

此际的张静江、戴季陶等人自然更加兴奋。1921年5月31日,张、戴与徐瑞霖等签订合同,决定合资创办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利源号经纪人营业所,以吴梅岑为经理。该所资本总额3万元,每股1000元,共30股,其中,张静江一股,戴季陶一股。蒋介石三股,由戴季陶代签。

利源号办起来了,也和茂新、恒泰的最初命运相似,受到同行排挤,使蒋介石极为愤慨。7月8日,陈果夫致函蒋介石,报告营业疲软的情况,函称:“静公因公司尚未了结,日来交易不做,公司进行以廿余元为事。近日价格极疲,侄看势头不至于大涨。且二元半之息,不能引起投机与投资家之兴会也。”[4]信中所反映的完全是一种事无可为的心态。但是,事实正好相反,7月10日,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召开第三次股东会,张静江被选为理事。18日,张静江等决定扩大利源号的业务范围,“兼办金业”,同时决定每股追加股本200元。计蒋介石追加600元,张静江、戴季陶各追加200元,共6000元。其后,利源号的业务越做越大。陈果夫致函蒋介石,报告张静江大量购进股票和股票价格飞涨的情况:

静江先生近来对于股票买进有增无减,公司益打益大,听说和从前做空头的人也有联络。不过时局不好,多拿在手中,不免危险耳!前日价格涨到二百四十二元,如照此价格出去,赚钱一定不少。

这一段时期,上海股票业正处于黄金时期。不仅张静江等人干劲十足,而且蒋介石、陈果夫等最初发起的茂新号,也大赚其钱。陈果夫在同函中向蒋介石报告说:

茂新自去年九月至今年六月止,共净盈洋一万八千四百零一元七角八,清单明后日可以寄上。新丰名下应得发起人酬金洋一千零八十二元四角,又红利一千八百六十四元九角。下星期拟开股东会,吾叔到申一行否?否则请将意见知下,加股若干?

除茂新外,函中提到的“新丰”,应是蒋介石参加发起的另一个经纪人营业所,不过,关于它的情况,目前还没有更多的资料。

从陈果夫函还可以发现,这一时期,蒋介石和朱守梅等又在组建“第4号经纪人鼎新号”,做棉纱与金银生意,由朱守梅任经理,陈果夫为协理。函云:

现在资本一万五千,除花、证、金三种,保证金一万八千元外,尚有付鼎新资本洋二千元。如将红利分派,无活动余地,故非加添资本不可。

至此,蒋介石已先后投资茂新、恒泰、利源、新丰、鼎新等5家经纪人事务所,可谓竭尽全力了。

二畸形发展后的衰落,张静江、蒋介石大亏本

事物的发展规律是盛极必衰。上海的交易所事业虽然一时繁荣,但是,当时国内商业并不景气,交易所畸形发展,每个交易所的营业额必然大量减少,资金不足,紧跟着的必然是衰落。从1921年8月起,上海的交易所事业开始走下坡路。9月28日,陈果夫致函蒋介石云:

交所情形仍恶,市价变动非常,纱尤甚,花次之。所做客人因交所不可靠,多存于号者绝无,积欠于号者渐多,此次纱之下跌,鼎新因循,不免有吃亏矣!

函中,陈果夫告诉蒋介石,由于担心商情危险,决定从10月1日起停止茂新号的业务,辞去鼎新号的协理职务,将家眷迁回湖州老家。陈并称:“茂新结束事已与静江先生接洽,静江先生亦赞成,想吾叔亦必赞成也。”不过,后来茂新并未“结束”,可能出于蒋介石的反对。

陈函所反映的情况实际上是整个上海交易所事业的缩影。据统计,1921年11月,上海有38家交易所歇业。12月,歇业者几乎每天都有。次年2月,上海法租界工部局发布《交易所取缔规则》,规定了严格的管理和惩罚条例。至1922年3月,各交易所惊呼“空气日非,社会信仰一落千丈”,纷纷停业清理,经纪人因破产而自杀者也颇不乏人,蒋介石的同乡、同志周骏彦也曾一度自杀。以见之于《申报》广告和有关报道为例,3月份即有棉布匹头证券交易所、中国糖业交易所、中华国产物券交易所、上海绸商丝织匹头股券交易所筹备处、公共物券日夜交易所、中美证券物产交易所、上海五金交易所、上海糖业交易所、上海纱线证券市场、上海华煤物券交易所、上海内地证券交易所、神州物券日夜交易所、中外交易所、浦东花业交易所、东方物券交易所等宣布停业,成立清理处。当月上海全市能维持营业的交易所只剩下12家。3月25日,具有同业公会性质的上海交易所公会决议解散。4月8日,江苏督军和省长会衔训令:未经领照各交易所,一律解散;已领照者,劝令改营他业。

交易所属于投机事业,其兴也勃,其衰也速。当时有人撰文云:“去年海上各种交易所勃兴以来,风起云涌,盛极一时,投机事业,举国若狂……不及匝年,噩耗迭起,某也并,某也闭,某也讼,某也封,某也逃,某也死,而最近若最初开张之某交易所,亦以风潮闻。昨日陶朱,今日乞丐。飙焉华屋连云,飙焉贫无立锥。”

大环境不利,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自难独善其身。

最初,情况还是不错的。1922年1月8日,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资本总额已达18719752元,盈利661129元。当日股东会决定提取50万元作为第三届股东红利,“每一老股5元,新股4股作一老股”。会上,戴季陶提出,增加股银500万元,作为附加份股。分为25万股,每股20元,一次缴足。各股东均表赞成。随后,虞洽卿提出成立上交银行。经讨论,决定资本总额1000万元,分作20万股,每股50元。这次会上,周骏彦以69806权继续当选为监察人。11日,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在报上刊登《发给红利公告》,通告股东前来领取红利。但是,情况迅速发生变化。2月24日,交易所在买卖本所股票时,因买方资金不足违约,证券部停止交割,引起恐慌。

关于此事,周骏彦向蒋介石写信报告说:

查上交风潮之起,初由于卖空者造谣,实由于做多头者乏款收现。二月二十三日,彦因茂新号电召到中,此时外面已有谣言,所中拍板如常。果夫先生询之做多头者,犹云资本已备,可无患。迨二十四□□□,证券部倏然停板,闻因做多头者向某处所□(借)英洋三百万元一时被绝,致有此变。证券部因此停止交割,大起恐慌。后由闻兰亭等双方调解,做多头者贴现洋五十万元,所中垫洋五十万元(以九六盐余公债一百万元相抵),并将多头家代用品一百万元没收,以支配卖出者,计卖出六万余股。

同函并提出,此次事故,由交易所洪承祁、盛丕华造成。函称:“此次交易所被做多头者拆坍,非特前此开办时一番之热心及功绩尽归乌有,且市面动摇,宁帮大失体面,实为洪、盛诸恶所害(此中原因极复杂,大约洪、盛诸君实为首祸,做多头失败,亦因洪君之故居多,今洪君俱已先后相逝矣),言之殊堪痛心。”这次风潮,使得蒋介石前所未有地大亏其本。3月15日,蒋介石日记云:“今日接上海电,言交易所披靡,静江失败,余之损失可观,度已倾倒一空。”

关于此次风波,魏伯桢另有说法。魏是上海交易所的理事之一。他晚年回忆说:戴季陶、张静江等“以为他们有实力(有每股一百二十元市价的四万股股票),因而大做本所股买卖”。“不仅不缴证据金反而强迫常务理事郭外峰、闻兰亭(他们是管理市场业务的)等收受空头支票,充作现金。同时现货与期货(本月期货与下月期货)的差价越来越大,差金打出愈多,致会计上的现金大量支出。交易所由外强中干到捉襟见肘,拖延到1922年2月,宣告‘死刑’,大量股票一旦变为废纸,大富翁变为穷光蛋了”。魏与周,二人关于责任者的说法不同,但关于破产原因的说法则有一致之处。

违约事件发生后,2月28日,由闻兰亭及经纪人公会出面调停,劝卖出一方认亏,其办法为,由违约者交出现金50万,由交易所垫出盐余公债100万元,抵作50万元,连同违约者的代用品150万元,赔偿卖方(共61025股)。卖方每股仅得现洋6元1角9分,公债票抵额8元2角(代用品另拟)。

4月4日,陈果夫致函蒋介石云:

此次静江先生所认之二十三分三的公司份头,又分为四份,其中四份之一是吾叔的。照现在拿出一百万现洋,应派吾叔名下,约三万二千六百元,又一百五十万代用品,应派吾叔名下约四万八千九百余元,两共洋八万一千五百元。

信中,陈果夫告诉蒋介石,计核之后,“约数亏去五万元”,“静江先生损失,应与吾叔相等”。同函并称:“恒泰号去年下半年之红利,每股四百六十余元。利源结至去年底止,约盈七八千元,并未分派。茂新至年底,约盈有二万余。此次损失,茂新约在二三万左右,利源损失或比茂新多。”

蒋介石事后反思,一是觉得过于相信张静江。1922年5月23日日记云:“以二十万金托于静江,授以全权,自不过问,虽信人不能不专,自己实太隔膜。”一是觉得陈果夫有问题。同年6月6日,蒋介石日记云:“果夫之为人,利己忘义,太不行也。痛斥之。”

关于在交易所的经营情况,陈果夫后来回忆说;“从开始到交易失败为止,大约做了数万万元的交易,佣金收入总在二十余万元。可惜到第三年,交易所风潮一起,所有盈余全都倒了,几乎连本钱也赔进去,好比一场春梦。到交易所将倒的时候,‘茂新’办理交割,把收入股票出售所得之款,与代商人买入股票应付出之款,两相抵过,尚须付交易所六十万左右。客人看见情势不稳,款亦不交来了。我们在事前略有所知,便做了种种准备,一面保护客人,尽量减少他们的损失,一面却须为自己的号子打算。我为计划调度,一连几晚没有安睡。毕竟客人的保护已尽力所及,而自身部分本钱的保持,也算顺利达到。这也不能不说是在钱庄做了两年半伙计的好处。”他又说:“我们这样的尽了人事,到交易所倒账的时候,我们自问没有对不起别人的事,心里很安。”

风波之后

证券物品交易所发生买方违约事件后,处于停业状态。其间,从上海全球货币物券交易所借得20万元。3月18日,两所成立契约,营业合并,双方理事用合议制执行业务,资本共同运用,但两所仍各自单独存在,损益按资金比例分担。3月27日,重新开市,增加了几位“洋员”,意味着外国资本和外国势力的增加。但是,证券部的本所股,仍然停版。3月30日,虞洽卿、闻兰亭等宴请上海新闻界,感谢报刊在风波期间的善意支持,宣布与全球货币物券交易所共同营业的消息。4月1日,证券物品交易所全面开市。

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与“全球”合作,周骏彦不放心,向蒋介石报告说:

信用已失,营业一时能否复元,尚未可知。且与全球合并,难保无存心破坏者起而攻击,后事真难逆料。惟近闻静公云:现有人集款组织公司,拟将交所股票准与押款。此公司如果实现,将来或有生机。总之,且此次损失最大者为套利者。

信中,周骏彦称,此次失利,系张静江决策错误:“彦屡闻静公言,套利甚稳,且云借款套利,亦属便宜。”它不仅打击了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周骏彦在宁波开设的交易所也因之停业。可能蒋介石曾以蒋经国与蒋纬国的名义投资宁波交易所,因此周函称:“经、纬事,彦前谓无希望,亦以甬交做品不佳,难免发生危险。”函末,周骏彦称:

总之,吾辈非商人,经营新商业,究嫌其经验之少。然事已如此,后悔莫及。惟望后局诸公,煞费经营,或尚有转机,并望阁下尽心爱国,以国事为重,不必以此为念。

当时,蒋介石正在广西军中,周骏彦表示:“拟来桂愿随阁下之后,冀为国效劳。”他因套利欠债20万元,两次跳黄浦江自杀。

当年4月,蒋介石返乡。6月15日,陈炯明兵变,孙中山避居永丰舰,蒋介石闻讯,从上海赶到广东,与孙在舰上相见。据魏伯桢回忆,蒋行前,要虞洽卿资助,“开始时虞说蒋搞垮了交易所,还要捣蛋,不能同意。最后谈判结果,虞答应可由交易所拿出六万元,但要蒋在离开上海的那一天才能给钱”。同年8月,蒋随孙中山抵达上海,23日返乡。

陈炯明兵变后,许崇智率粤军转入福建。孙中山支持粤军,企图以武力推翻李厚基在福建的军阀统治,然后回师广东,讨伐陈炯明。为此,孙中山计划组织东路讨贼军,以许崇智为总司令,蒋为参谋长。9月18日,蒋介石于入闽之前致函张静江,叙述所欠债务。函云:

中秋节前,弟尚欠二千五百元之数,未知可为我代筹若干汇甬?在乡以去年用度太大,至今未了之事尚欠七千余元,在沪亏欠亦与此数相等,故今年以来不能稍资周转。舍儿经国在沪上学,竟于十五元衣服费亦被茂新拒绝不支,思之伤心。

函中所称“去年”,当指1921年。当年6月14日,蒋母病逝,医药丧葬,自然花费不小。交易所破产之后,蒋经国所需衣服费虽仅15元,但茂新号竟然拒付,可见其极端困难的状况。同函中,蒋介石提出,请张从交易所卖方所赔“代用品”中借出若干,以便还清私债,安心赴闽。函云:“此次物品讼款,如能为弟借出若干,不致久苦涸辙,徒呼庚癸,俾得稍资活动,以了此私债,将来如能如数还清最好,否则以弟个人亏空名义报销,想孙先生与汝为亦必见谅邀准也。”这一时期,蒋介石身体不好,心情也不好,他向张静江倾诉说:

贫富生死,率有定数,得此不足为富,无此不足为贫,况预备死者未必死,但求生者未必生,亦不必竞于此金钱,以贻平生之羞也。惟债留后人,于心不安;教育无费,终难辞责。此所忝在爱下,故敢不避公私,剖腹一谈。

写完此函,蒋介石又很后悔,日记云:“沪行为金钱所苦迫,贪私之言,非我所应出,不胜悔恨,故不愿成行也。”不过张静江接到此函后,立即向孙中山汇报,孙即命陈果夫汇寄2500元给蒋介石。张在复函中表示:“代用品之事极易办,来沪接洽可也。”10月1日,蒋介石日记有与周骏彦“谈商业事”的记载,可能即与处理交易所善后事宜相关。12日,蒋介石决定抛开各种个人考虑,献身革命。日记云:“家何为乎?子何为乎,非竭尽全力以攘除凶顽,誓不生还也。”

蒋介石于10月22日启程赴闽,就第二军参谋长之职。其后,曾数度往返于福建、上海、奉化之间。1923年3月3日,陈果夫到宁波,与蒋商谈“交易所起诉事”。8月3日,叶琢堂、虞洽卿与蒋介石讨论交易所事务,发生严重分歧,方案反复变卦,经反复磋商,直到8月5日深夜,才得以最终定案,蒋介石日记云:“昨夜,交易所事未了,梦寐颠倒。天下事之难,莫难于共事不得其人也。直至后夜三时,其事方得解决。”同月16日,蒋介石受孙中山委派,率领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访苏,此后,蒋介石不再过问交易所事务。

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孙中山决定建立陆军军官学校,以蒋介石为学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在上海的茂新、鼎新经纪人事务所相继歇业,同人纷纷南下,到黄埔军校找寻新的出路,只有陈果夫留在上海,清理遗留事项。1924年,由陈希曾出面,新创一家买卖棉纱号的经纪人事务所。1925年,陈希曾也南下黄埔,陈果夫只在春秋两季“各做一次生意”,用以“补助生活或应付特殊用途”。1930年,又做过两笔。

四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与国民党的关系

如前述,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初办由孙中山倡议并领衔申请,那么,1920年的重办是否仍和孙中山有关,它和国民党人的革命事业有无联系呢?

陈果夫回忆说:“在民国九年的秋天,总理命令本党同志在上海筹设证券物品交易所。蒋先生把这件事告知了我,并且要我研究这问题。”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成立时,孙中山虽远在广州,但寄来贺词:“倡盛实业,兴吾中华”。1921年12月11日,陈果夫致函蒋介石,告以“孙先生之款已收到”。这里所说的“孙先生之款”,联系下文“孙先生待款甚急”等语,当系蒋介石通过陈果夫资助孙中山的款项。同函云:

叔款现在晋安者约五千四百余元,存侄处。金融公债二千,静江先生告我,孙先生待款甚急,侄乃以此款移交静公,并声明作为侄个人向晋安借款。静江先生亦说一月后归还。侄已向索回六百元,其余一千四百元待陆续归还后收入叔账。此事吾叔勿与静公说起,作为不知可也。

据此可知,陈果夫还曾将蒋介石存在晋安钱庄的金融公债2000元移交张静江,以此解决孙中山的急需。当时,孙中山正在桂林成立北伐大本营,筹备北伐。张静江所称“孙先生待款甚急”,当指此事。

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和国民党人在经济上的联系,目前尚难一一厘清。周祖培称:“当时国民党基金完全由张掌管,国民党有很多散在各地未到粤随同孙中山担任工作和职位的人,经孙中山批准,可到张处支领津贴和活动费。为了避免租界巡捕房的注意,付账用种种暗号,如火柴代军火,一角代一百元等。”这说明,张静江经营交易所所得,用于公,而非用于私。陈果夫也回忆说:“歇业之后,清算结果,有几笔作抚恤同志遗族的股本,都能提出,加倍送去。”这说明,交易所有些股本是预留作为革命事业之需的。国外有的学者认为,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是为孙中山和革命筹集政治经费的巧妙渠道。此说虽尚待进一步证明,但并非全无道理。至少,就孙中山倡办的初衷来说,确实如此。

这种情况,也表现在广东交易所方面。居正诗云:“吾党中心政策行,必从经济树先声,金融交易粗成就,百万输将始出兵。”1920年11月29日,孙中山在广州重组军政府,次年5月5日,就任非常大总统,任命居正为总统府参议,兼理国民党本部事务。居正即利用外资,创办广东交易所及国民储蓄银行。曾拨借100万元,用为出兵广西的军饷。同年6月10日,蒋介石日记云:“接静江函,知粤交易所全数放弃,只留二万股与吾辈。本党作事如觉生者,诚令人齿冷,决无良好结果也。即复静江函并致觉生书。”这则日记所涉及的史实目前也还难以完全厘清,但广东交易所的股本既可以留出2万股给上海的张、蒋等人,则其间的关系可想而知。

陈果夫回忆说:“当时我们的招兵接洽机关,设在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内,挂了陈希曾经纪人的牌子,表面是做生意,实在每天按时前去,暗中接见客人,秘密接洽招兵事情。”据此可知,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还是国民党人的一个特殊的联络站。

五交易所生活对蒋介石的影响

蒋介石虽然出身盐商家庭,但是,父亲早故,家道中落,以后又留学日本,投身革命,可以说,是交易所的活动,才使蒋介石和商业、商人阶层发生关系。

1920年1月24日,蒋介石日记云:“赴开元会议交易所选举董事。商帮仍不能除把持与专制之恶习,大股份压迫小股份,大多数压迫小多数。舞私牟利,垄断其间。小商人中,虽有达材正士,不能施展一筹,以致中国实业,日趋衰落,安得将此种奸商市侩,一扫而空之,以发荣社会经济也。”根据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章程,可设名誉议董15名,由有商业、工业学识,或有丰富之经验者担任,和理事共同组成评议会。但实际上,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开办时,只有名誉议董12人,为朱葆三、沈联芳、顾馨一、姚紫若、项惠卿、徐庆云、邵声涛、张纶卿、许松春、叶惠钧、贾玉山、宋德宜。蒋的这则日记可能反映的就是名誉董事的选举过程。从中可以看出,蒋对上海商帮中的把持、垄断、倾轧是极为不满的。

蒋介石对上海商人的不满和反感可以说贯彻他参与交易所活动的始终。如:

1921年6月12日日记云:“得焕廷、瑞霖各函,告知沪上商友操纵垄断,伎俩百出,不胜愤愤。交易所各理事之营私舞弊,至于此极,殊非意料所及。尔来公私交迫,几欲远避尘俗,高隐山林,独善其身,然而不可得也。”

1922年11月28日日记云:“中国商人,势利之重,过于官僚,其狡狯状态,见之疾首。”

1923年2月3日日记云:“下午又因奸商妒忌,激忿异常,殊非其道。”

1923年8月3日日记云:“下午,琢堂、洽卿来谈交易所事。商家之析利,心计险恶,令吾心甚难过。夜间又忽变卦,市侩诚可诛哉!”

上引各日日记,在在表现出蒋介石对“奸商”的强烈愤懑之情。“市侩诚可诛哉”一语,表现出他和叶琢堂、虞洽卿等人的关系已处于爆发的边缘。

交易所的活动也使蒋介石了解到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困境。前文已经提到,1920年6月,蒋介石刚刚决定拿出5000银元,与陈果夫共同创办友爱公司,就赶上国际金融风潮,银价大落。《申报》探讨这一突变原因时曾称:“或谓系进口货多结汇水,或谓某国有意外金融风潮,或谓因西历六月底解款,或谓某国银矿有大批现银放出之故,总之大上大落,华商之对外营业,受其影响不鲜也。”这一事件激发了蒋介石的民族主义情绪。日记云:“银价大落三日,贱六片士。金融机关,在外人之手,国人时受压榨,可叹也。”

经营交易所的失利增强了蒋介石的社会改造思想。1920年12月,他自觉“矜张自肆,暴躁不堪,对于社会厌恶更甚”。日记云:“对于中国社会厌鄙已极,誓必有以改造之。”这一思想,他不仅写在日记里,而且也对邵元冲等人宣扬,声言“中国宜大改革,宜彻底改革”。这一时期,正是他在交易场上一再亏本的时候。

当然,交易所的活动也增强了蒋介石和江浙金融资产阶级的联系。1924年,蒋介石要陈果夫在上海为黄埔军校采办制服、皮带、枪带、刀鞘等物,为上海海关扣留。叶琢堂、王一亭、沈田莘、虞洽卿等出面斡旋。1927年,北伐军进展到长江中下游一带,江浙金融资产阶级寄望于蒋,纷纷出资,支援他和左倾的武汉国民政府相抗,这不是没有原因的。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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